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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杀仰泳王凸显中国决心 奥运责任推动空前执行力

发表时间:2008-07-03   人气:70

 

  欧阳鲲鹏的名字总让人有展翅翱翔的冲动,但谁也没想到他职业生涯的句点竟然是一次叫人目瞪口呆的自由落体。

  6月27日,中国游泳协会证实这位在国内男子仰泳项目中占统治地位的选手于今年5月1日的一次赛外药检中被查出服用违禁药品,而在药检结果确认后不久,欧阳鲲鹏和他的主管教练冯上豹被立即处以终身禁赛,而他获得的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和200米仰泳的参赛资格也化作乌有。其实在6月上旬,体育总局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已经刊登了一篇百字的短文,公布了这一处罚决定,但也许是因为欧洲杯的热闹,也许是因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喧嚣,也许仅仅是因为一次媒体集体无意识的疏忽,这个自孙英杰东窗事发以来中国涉及运动员知名度最高的兴奋剂事件竟然没有引起国内体育新闻界的广泛注意。

  当门户网站的编辑们终于把这条新闻放上首页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留下一个谜团。

  关于欧阳鲲鹏“误服”的声音很快在圈内流传开来。据悉,欧阳鲲鹏被检测出服用了俗称瘦肉精的违禁物质盐酸克伦特罗,“他长期在北京训练,4月的时候去了一次江西度假,在南昌外出吃饭时点了动物内脏的菜,然后就呈阳性了,这应该算是一次误服。”一位欧阳鲲鹏的朋友这样描述这次事件。

  以前从未有过阳性历史的欧阳鲲鹏按照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反兴奋剂处罚惯例,应该受到4年的禁赛处罚,而且由于其情况的富有争议性,似乎还有不少斟酌回旋的余地。但是他以初犯之身被立即处以终身禁赛这样的极刑,就不能不提中国体育界在奥运之年这个特殊时期所实行的特殊反兴奋剂政策。

  在风传了相当一段时间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在三月底于浙江举行的全国游泳锦标赛上首次证实了中国在奥运会前将推行空前严厉的反兴奋剂政策的消息。“无论是谁,若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运动员本人和相关教练将被处以终身禁赛,而该运动员所属的省运动队也将被禁止参加明年的十一运。”段世杰说。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上海的田径运动员被处查出服用兴奋剂,那么刘翔也将无缘在山东举行的全运会,这种连坐制度取自于世界举重联合会上个世纪末的一项政策,但由于其过于严厉,很快便在一次诉讼中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推翻。

  不过,在中国,这看似不近人情的连坐却能帮助解决一些原本棘手的关键问题。由于中国中央和地方体育的两级财政制度,因此尽管有来自北京的强力意志,本着自身利益,不少地方体育部门并不能忠实地执行严格的反兴奋剂规定,个别甚至纵容包庇兴奋剂的使用者。而现在把反兴奋剂和被视为地方体育局官员升迁以及经费来源命脉的全运会联系在一起,不啻在一些原本心猿意马的官员教练头上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透露,从08年1月到6月,他的机构已执行了近5000例的赛外检查,共有8人呈阳性。除欧阳鲲鹏和被查出使用利尿剂的19岁摔跤选手罗猛等两位国家队运动员外(罗和其主管教练也已在6月被处以终身禁赛),其他6人都是由省队管理的选手,按照最新的规定,这6人所属的省运动队都将被禁止参加明年的全运会。除了5月底媒体曾报道过的张君、高林这两个被认定服用利尿剂的河北跳水队员外,赵健没有透露其他名字,他只是证实这剩余的四人中,有两个田径运动员,一个举重运动员,一个游泳运动员。

  对于这一阳性率,赵健找出去年全年中国9千多例药检15例呈阳性的数据来证明今年的兴奋剂问题总体形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我们药检的力度,密度和精度都上了一个台阶,毕竟这是奥运年。”赵健说。首先,反兴奋剂中心去年年底挂牌成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大大提升了中国反兴奋剂官员在体制内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一个耗资一千万美金的崭新实验室在今年三月投入使用,虽然这一工程主要为奥运服务,但它投入运行伊始,就已经在为国内的反兴奋剂检测服务;当然,推动整个反兴奋剂运动最主要的动力还在于中国体育当局在奥运当前的形势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谁都知道在北京奥运会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高度政治化的今天,如果中国运动员在8月的北京出现哪怕一例阳性,将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

  避免这一可怕局面出现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以致当被问及这些反兴奋剂措施的实施情况时,先后接受采访的几位来自不同项目的国家队教练都给出了不约而同的答案。刚刚与中国皮划艇队分手的德国功勋教练约瑟夫也许对他的中国雇主有很多不满,但当谈到反兴奋剂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积极评价。“那些检测人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来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往往没有任何提前通知。无论是教练,官员还是运动员都已经把反兴奋剂作为一项天大的事来处理,他们被清楚地告知越雷池的后果。”约瑟夫说。而来自赛艇队的美国教练伊戈尔则透露他的队员曾经在训练到一半时被要求迅速划船回到岸边接受没有任何通知的检查,“那速度和比赛时差不多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游泳队教练承认,对队员们的药检一度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有时运动员还没睡醒,就被叫起来做血检,”他说,“有些知名的运动员一个月里竟然接受了好几次赛外检查。”

  这种反兴奋剂努力,即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马里奥·蒂维斯教授也有所感应。蒂维斯教授所服务的德国体育学院科隆反兴奋剂实验室是当今体坛反兴奋剂运动的“麦加”,他预言中国运动员将是北京奥运会上最清白的群体之一。“中国人希望办一届圆满的奥运会,任何一丁点兴奋剂丑闻都会毁了他们的这个愿望,所以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讲,中国不太可能在奥运会上出现什么兴奋剂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设法把所有问题在奥运会开始前解决掉了。”蒂维斯说。

  基于这种判断,欧阳鲲鹏事件并没有在西方的体育圈里引起多大的喧嚣。当然,一些一向敏感而自作多情的西方媒体仍然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提醒世界中国游泳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丑闻,包括在广岛亚运会、珀斯世锦赛上所发生的部分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以及私带违禁品的往事。

  不过对长期研究现代中国体育史的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美国人苏珊·布朗内尔而言,这不过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体育的另一个可笑的错觉而已。“没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事实。”布朗内尔说,“在那个时代,中国体育的管理者还没有真正理解兴奋剂问题和它的危害,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思路去解决它,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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